2024年10月27日上午， 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专程从北京来到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馆，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辉煌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延续红色血液、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考试道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秀答卷的坚定信念。
一片红土地和一群“朝圣者”
1939年6月至12月， 连续发布了三个重要文件，接纳知识分子入伍。 其中，毛泽东起草的《 中央关于吸纳知识分子的决定》呼吁“无偿吸引青少年到延安学习”。 除抗日大学等院校外，还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设了14所抗日大学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
当时，许多知青不远万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亡图存、人生理想。 当时，不少年轻人通过进步报纸《救国日报》的版面看到了延安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招生广告，询问如何去延安。 '一个。 有的南方人听说：“西北的冬天，冰天雪地，连耳朵、鼻子都会被冻掉！更何况吃小米、住窑洞呢！” 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年轻人。 他们通过当地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写了介绍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他们抵达延安，受到接待处的热情接待。
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里有一组数字：1937年8月1日，抗日大学第三期开学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有477人，占占全校学生的37%。 1938年4月16日，抗日大学第四期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4655名。 1939年1月，抗日大学第五期正式开学，外地知青人数达10403人……从陈列的图片和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七七事变”后， 1937年，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冲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
这些年轻人，有的来自敌占区、国统区，经历过许多磨难和危险； 有的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南北美洲。 其中有何敬之、刘炽、于兰、王昆、马可、李焕之、黄准、陈强、田华……刚到延安的陈黄梅就被分到了陆毅。 他曾回忆说：“我刚到鹿邑，大年初三，那是旧历年的夜晚，我第一次看到红色的五角星灯，灯光照在身上。一群笑脸……毛主席站起来，喜悦而亲切地对我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高兴’，我止不住地哭了。”
据统计，仅从1938年到1939年，兼任抗日大学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就在抗日大学讲学26次。 许多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生回忆说，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毛泽东的表情、声音、幽默、引人入胜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深奥的道理。 他还多次到陕西公学演讲，讲统一战线、持久战、游击战、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到这里追寻理想、坚守信念。 如果没有地方住，他们就自己挖窑洞。 仅康达大学一所学校就在半个月内挖出了175个窑洞，修筑了一条全长3公里的“康达公路”，蜿蜒穿山而过。 每个窑洞里住着七八个人，#在土床上。 美国 小编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大话西游》中写道：“哪有别的学校因为‘缺纸’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课堂笔记本……用窑洞作为教室，用石头和石头砌成的。”桌椅是砖头，黑板是石灰泥墙，校舍不怕轰炸的世界上恐怕只有一所高等学府了。” 延安地方小，这么多人吃不了穿。 他们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由于没有能力自己种植粮食，仅康大第五学期的学生就开垦了两万亩土地，每人三亩多。 除了务农，他们还养猪、喂鸡、纺布、做草鞋、做粉笔……
一首诗和一种感觉
何敬之16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7岁在延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鲁迅艺术学院，很快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何敬之曾对自己在延安学习、生活的经历有过回忆和感言。 他说：“从自然生活来看，是延安的小米、鹿邑的小米养育了我。‘小米养育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活的角度看，我进了延安的医院。” 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 延安鲁一决定了我的人生。”从何敬之深情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段人生已经成为何敬之一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经历，所以他不禁将延安比作自己的“母亲”。
1946年，何敬之因革命工作离开延安，但延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以及延安的战友、老乡，依然萦绕在他的记忆和梦想中。 1956年，何敬之从北京来到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会议。 阔别10年回到“母亲”的怀抱，何敬之兴奋不已。 《回到延安》就是这种激动心情的真诚而生动的表达。
那是1956年3月上旬的延安，延河清澈见底，生机勃勃，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共青团中央主办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将在此召开。 各通讯社均派员到会采访。 会议开始后，突然停电。 小型发电机的轰鸣声对西北人民广播电台 小编郭强的采写造成了很大干扰。 后来，郭强被安排在延安南关路东侧一栋旧平房的一家旅馆里写作、住宿。
走进一个小房间，郭强看到里面有两张床，后面那张显然已经有人住了。 这时，带路的同志告诉郭强：“领导安排你和何敬之同志住在这里！” 听到恭喜，他高兴地笑了，连声说“好啊好”。 他知道何敬之是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歌剧《白毛女》的编剧之一，和他一起生活会学到很多东西。
谈话中，何敬之告诉郭强，他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回到延安感觉比回到出生的家乡更熟悉。 他说，塔山下、盐水河畔、荒坡上、窑洞里，处处都留下了他深情的回忆。 他接着说：“这次我又去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还去了陆毅曾经待过的恰尔沟，看望了久违的延安乡亲们，他们都那么热情地接待了我，用延安的方式接待了我。”安的当地特产酒枣、糯米糕、南瓜子都端到了我的面前……和乡亲们聊着往事，看到延安今天的变化，我实在无法平静…… ”
这些现实场景强烈刺激了何敬之的内心，不仅驱使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重返延安》，还写下了相关的散文《重返延安——母亲的怀抱》。 也催生了几个月后他的长诗《大声歌唱》的思想感情的萌芽。 那时，他还只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 在早春还寒冷的延安，他常常穿着一件细呢大衣，言行举止确实有一种温柔诗人的气质。
几天后，两人更加熟悉了。 郭强问何敬之到延安后写了哪些代表作。 何敬之幽默地说，“小作品”不多，其中就有来自陕北的民歌《信天游》。 这是一首老曲子，正在修改。 郭强趁热打铁，向他要稿子，说：《信天游》比较好。 我们广播电台可以请人朗诵，也可以组织文工团的歌手来演唱。”何敬之听了，高兴地答应了。
随后，何敬之递给郭强一份诗稿，谦虚地请他先读一读，提点意见。 郭强读了好几遍，被这首诗朴实深邃的内容和真挚凝练的情感深深震撼。 他大喜过望，神秘地将手稿藏在身边，深深感觉这是一份非常令人满意的特殊手稿。 他一直对新闻界的同事严格保守“机密”，生怕被他们“抢先”。
会议结束后，郭强返回西安。 《回到延安》这首诗，他请话剧团著名演员张驰背诵，同时准备请刘艳萍与《信天游》演唱。 可谁能想到，他的播出计划并没有得到主编的认可。 郭强很不服气，多次争辩。 他甚至把《回到延安》这首诗传给群里的10位编辑讨论，并在每一位编辑上签名，表达自己的立场。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首好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播。” 但这并不能说服编辑。 事已至此，郭强决定将诗稿寄给《延河》杂志社。 正当我准备给何敬之写信的时候，新的坎坷又发生了。
西安《工人文艺》编辑杨晓义读了《回到延安》诗稿，大加赞赏。 他连连称赞。 听完郭强的计划，他拍着胸脯说道：“先别送走延河，我们在工人文艺上发表吧！” 几天后，郭强向他询问情况，他愤怒地说：“我们的领导也是瞎子，我和你一样，做不了决定。给我《延河》吧！于年是诗人，他们识货！”
于年，诗人于高，时任《延河》副主编。 当他接到郭强的电话时，他让郭强立即把稿子寄过来。 很快，编辑部打来电话：“好吧！他们不发表，我们就发表！” 郭强告诉延河，他需要写信给作者打个招呼。 大约10天后，郭强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何敬之的回复。 信是用书法笔写的，表示同意《延河》出版《重返延安》。 另外，何敬之还给他发了一份修改稿和一封求职信。 字迹飘逸、飘逸、洒脱，令人赞叹不已。 郭强为《延河》复印了手稿，并保留了原稿。
就这样，几经周折，《回到延安》这首诗终于在1956年7月的《延河》月刊上首次与读者见面。
对于这次重返延安，何晶后来于2013年回到延安参加“回延安寻根之旅——弘扬陆毅精神，共建陆毅之家”活动。 他曾深情而谦虚地说：“《重返延安》《延安》是一首普通的诗，对于伟大的延安来说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巍峨的宝塔山并不是通过这首诗而闻名的。但对我来说1956年，我参加了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回到了延安。阔别十余年，会议期间，我和代表们参观了延安杨家岭等党中央旧址，在杨家岭山顶植树造林，看望了我的家乡桥儿沟的干部群众。母校陆毅所在，这十多天我都兴奋不已，真感觉回到了妈妈的怀抱，大会结束前有个晚会，我要用‘新天佑’ ”唱出了这次回到延安的感受。 三月的延安，天气依然很冷。 晚上我一边哼着歌，一边写着，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知不觉间，我感冒了，失声了。 我无法上台朗诵。 我回来。 手稿发表在文学杂志《延河》上。”
何敬之的《回到延安》是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著名文章。 这是一首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新诗。 诗人怀着饱满的激情，回忆了延安的战斗生活，歌颂了延安的巨大变化，展望了延安的未来。 表现了作者怀念“母亲”延安的赤子之心，表达了对母亲延安的依恋。
延安是何敬之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他对延安有着深厚的感情。 诗人重游故地时心情格外激动：“我的心不能跳得那么厉害，灰尘不能挡住我的眼睛。” “不要”和“不要给予”这两句恳求诗句，表明诗人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 接下来的几句，黄土关怀备至，梦回延安，拥抱宝塔山，千呼万唤。 连续的几个情节和动作表达了诗人对母亲延安的依恋。 全诗分为5部分。 第一部分写诗人阔别十年回到延安母亲的怀抱，见到亲人时的激动和喜悦。
何敬之曾谈及自己创作《回到延安》的经历和感受：“我的诗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下来，只能说是因为我写了我的‘母亲’——延安”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真实的感受，对中国共产党、对党、对祖国的真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 他还说：“与陆毅的老师、老同学和广大离开延安的干部相比，无论是在文艺创作上，还是在其他工作上，我做出的贡献微乎其微，每每感到愧疚。”然而，当我想起整个延安，以及这个名字所标志的伟大历史内涵和辉煌成就时，我不禁为它永远感到自豪。我不禁为拥有一位当时的士兵和一位至今还活着的老兵而感到非常荣幸。”
一首红歌，一种精神
“夕阳照着山顶的塔影，月光映着江上的萤火虫，春风吹过平坦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篱笆。哦，延安！这你们雄伟的古城到处蔓延，抗战歌谣弥漫……”80多年前，革命深情的旋律《延安颂》深入人心。人们，迅速传遍了整个抗日根据地，并传遍了南北各地。 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赶赴延安聆听这首歌。 到达延安后，再次听到《延安颂》，他们更加兴奋。 莫耶是《延安颂》的作词者。
莫邪，原名陈淑媛，福建安溪人。 1937年10月，莫邪前往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后改名莫邪。 次年春，考入鹿邑大学戏剧系第一期，夏季转入文学系。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莫耶和同学来到延安的一处高地，鸟瞰这座城市。 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被激起。 夕阳照在宝塔上，宝塔金碧辉煌。 后来，月亮升起来了，延河倒映着天上的星星和窑洞里的点点灯光，伴随着欢声笑语。 两个场景叠加在一起，让莫耶透过月光看到了无数投身革命的年轻人，骄傲地从延安奔向抗战前线。
莫耶兴奋不已，连忙创作了《延安颂》歌词，交给延安青年作曲家郑禄成作曲。 郑禄成收到歌词后，一口气完成了歌曲《延安颂》的创作。 于是，一首旋律雄壮、委婉流畅、抒情与战斗完美融合的歌曲诞生了。
1939年春，延安礼堂举行晚会，座无虚席。 《延安颂》作为首期节目亮相，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后来，《延安颂》被定名为《延安颂》。 《延安颂》倾注了歌曲作者对革命圣地无比的热爱和由衷的歌颂。
郑禄成曾回忆写这首歌时的心情：“那时的延安还很荒凉，山光秃秃，没有树木，生活很困难。但延安是一个圣地。”革命，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都怀揣着革命的希望。我带着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从这里我把革命的火种带到了四面八方。延安充满了生机，到处都洋溢着热情和明亮的歌声，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充满活力和青春的地方。延安的气息。我日日夜夜地想着写这样一首歌。它应该是美丽的，战斗，充满希望，用它来歌颂延安。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写下了这首歌。”
《延安颂》的歌曲响彻延安全城，传遍整个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敌后、华侨中间。 大批革命青年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国； 在美国纽约，爱国华侨每次为八路军举办的募捐活动，都把《延安颂》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固定曲目。 当时流行的红色歌曲《延安颂》很可能是当时国统区完全禁止的红色宣传歌曲。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歌曲《颂延安》却在1940年被巧妙地改为《颂古城》，并发表在国民党区刊物《国民党区刊》第二册第三册上。新音乐》由此可见这首歌的影响力之大。
早年，许多有志青年唱着它，奔赴延安投身抗战的革命洪流。 如今，《延安颂》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传唱的经典，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象征。 它描绘的“乌托邦”延安，已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代名词”、时光与传奇的回响、一种情怀的“代名词”。 与精神象征。
（作者为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史研究员，学术成果入选教育部2024年国家创新创业训练计划。）